怀念敬爱的彭德怀伯伯

1998年10月24日，是关心、教育培养我的彭德怀伯伯百年华诞。自1974年11月29日彭伯伯不幸谢世后，我时常怀念他，因为是他救了母亲和我，才使我有了今天！

说起彭伯伯对我的关心教育，还得从从未见过面的父亲黄公略说起。我出生刚八个月时，父亲在与反动军队作战时牺牲了，那时，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，殉职时，年仅33岁。

1930年7月，毛泽东同志在《蝶恋花·从汀洲向长沙》词中写道：“六月天兵征腐恶，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。赣水那边红一角，偏师借重黄公略。”毛主席对父亲给予了高度赞许！

1931年9月15日，我父亲牺牲后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员得知消息后非常悲伤。为表彰我父亲的功绩，中央苏区举行了盛大庄严的追悼大会，会场上挂着毛泽东同志送来的挽联：广州暴动不死，平江暴动不死，而今竟牺牲，堪恨大祸从天落；革命战争有功，游击战争有功，毕生何奋勇，好教后世继君来。

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父亲的赞誉，我是长大后才知道的。但从我懂事起，妈妈只要一说起父亲，总要提到彭德怀伯伯，说彭伯伯与父亲是一起出生入死战斗过的战友。父亲牺牲后，彭伯伯等人关心我家的安危和生活，关心我的成长。

我父亲1926年参加过北伐战争。在攻打武昌战斗中，他担任连长，率领部队勇敢作战，立过战功。北伐战争后，他进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参加广州起义，后回湖南，任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副校长、第三团三营营长。1928年7月，父亲与彭德怀、滕代远等领导了平江起义。起义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队对起义部队进行追歼；对起义领导人的家属进行丧心病狂的报复。湖南军阀何键派人包围我家，进行搜查。幸亏我母亲及时躲藏，才免遭敌人戕害。

母亲和我虎口逃生后，在水深火热中相依为命，翘足引颈，盼望父亲来信报平安。可等啊！盼啊！一直等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后，母亲才意外地收到周恩来、叶剑英同志的来信，确切地告诉了父亲牺牲的消息。

彭伯伯非常关心我们的安全和生活。为了我和母亲人生安全和生活有着落，1939年，他委托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给我母亲写信，要接我们母女俩去延安解放区。后因种种原因虽然没有去成，但彭伯伯对我们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始终不放心，关注着我们的生活和安危！

1949年，湖南临近解放时，彭伯伯怕垂死挣扎的反动派狗急跳墙，迫害革命烈士家属，特派他的侄子彭启超南下寻找我们。

彭启超肩负伯伯的重托，日夜兼程，赶到我的家乡。由于那时母亲为了不被反动派抓住，居住不定，走东串西，彭启超费了很多周折也没找到我们。后来，他通过湖南省委领导的地下党组织才找到了我们。地下党组织护送我们到长沙后，受到了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、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等领导同志的热情关照。

不久，党组织又派人将我们护送到北京。

彭伯伯得知我们到了北京，立即给在京的朱德总司令员打电话，请他接待我们母女。徐老（徐特立）听到消息后，派他的秘书送来他的津贴费给我们。不久，组织上安排我母亲到北戴河疗养院养病，把我送入北京华北中学干部子弟学校读书。

1949年冬，彭伯伯从兰州来到北京，12月的一天，他通知我到他那里去，他要见我。我兴致勃勃地赶到彭伯伯的住处，他握住我的手，亲切地问我母亲的情况；问我到北京后的生活、学习情况。我一一作了回答。随后，他一边为我削苹果，一边对我说：“你现在读高中了，毕业后，我派人接你到兰州，跟我在一起（那时，他任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、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、西北军区司令员）。”

在谈话中，彭伯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本列宁画册，一本三年解放战争成果画册，一个笔记本、一支铅笔和一个卷铅笔刀，作为礼品送给了我，并鼓励我好好学习知识，以后好为人民服务。

1950年春，在北戴河休养的母亲，得知彭伯伯从兰州到北京办事的消息后，立即赶回看望彭伯伯。彭伯伯在北京饭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母女。妈妈见到彭伯伯后想起了牺牲的父亲，便止不住地哭了起来。

彭伯伯看到长期忍受痛苦的母亲，心里也很难受，他安慰母亲说：“这些年来你受苦了，现在解放了，有了党和政府的领导，以后情况就好了。”母亲听了彭伯伯的话，抹干眼泪说：“我这个女儿就给你作女儿吧！”彭伯伯风趣地说：“你就这一个宝贝女儿，哪里舍得啊，就给我作半个女儿吧！”

我们正说着话，彭伯伯的侄子彭启超进来了。彭伯伯看着我和启超说：“你们都是革命后代，烈士子女，现在党和人民供你们上学，人民的小米来之不易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，绝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关怀与期望！”

彭伯伯非常关心我的学习。1954年在北京上大学期间，有一次去看望他。他见到我时高兴地说：“小同志，你来了。”他招呼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，尔后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好长时期没有来了，是不是因为学习太忙？”我急忙回答说：“最近一直忙期终考试，刚放假。”他一边问我学习成绩怎么样，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手表递给我说：“这是给你的礼物，奖励你好好学习。你要珍惜时间，有了表，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学习。”

我接过表，像有一股热流流过全身。这是我第一次有了早就盼望的手表，激动得不知对彭伯伯说什么好，内心里在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好好学习来报答彭伯伯。

1954年冬，我母亲患脑癌，已到了后期，从北戴河转到北京治疗。我想到自己没有见过父亲，不久又将失去相依为命的母亲，难以仰制内心的悲伤。彭伯伯知道后，不仅十分关心我母亲的病情，而且常常为我操心。他安慰我说：“你妈病重，你很难过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你学习任务重，不要影响身体和学习。”彭伯伯语重心长的教导，使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。

1955年1月，我母亲病逝后，彭伯伯要他侄女彭钢给我写信，要我到他家里住几天。放寒假时，我就去了彭伯伯家。彭伯伯关切地对我说：“你爸爸牺牲得早，你妈又走了，我这里就如同你自己的家好了，以后你可以经常来，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。”从此以后，彭伯伯家就成了我这个烈士女儿的家。

1957年春，我们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要去北大荒牡丹江农场实习，离校前我去了彭伯伯家向他告别。彭伯伯对我说：“你大学毕业了，要到外地工作，过去我们在政治上关心你不够，你到了新的工作岗位，要努力工作，争敢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，完成你父亲未完成的事业！”

我的体质比较弱，去东北农场工作，彭伯伯和浦阿姨有些不放心，彭伯伯给当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的王震打招呼说：“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，由于先天不足，后来营养又没跟上，你要多关照一下。”

1959年庐山会议后，听说彭伯伯出了问题，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反对毛主席。我从郑州回北京，想去找彭伯伯，去问个究竟。可是，我到了中南海，门卫不让进，问彭伯伯的去向，也没人告诉。此后，我心中产生了许多难解的疑团，我日夜思念心中敬仰的彭德怀伯伯。

1960年，我被调回北京中科院科学出版社工作。回京后，我立即去北师大找浦安修阿姨。浦阿姨见到我后非常高兴，立即带我去吴家花园。到了那里，见到彭伯伯我禁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，边哭边说：“好难找您呀！”

彭伯伯见我伤心地哭，虽很难过，却神色自若地说：“我犯了错误，搬出了中南海。”看得出，他见到我，虽然表面上很高兴，但他内心隐藏了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！

1965年冬的一天，我得知彭伯伯要去四川三线工作，彭伯伯终于有了工作的权力，我非常高兴，赶忙领着孩子去看望他老人家。那一天，我们在他家玩得非常高兴。晚上，当我们和他的侄女彭梅魁离开他的住处时，彭伯伯将我们送出很远，一直送到村东边的小石桥旁。当我们走出好远时，回头仍望见他老人家站在月夜中的石桥上看着我们，似有不愿与我们分别的心情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次竟成为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